關於離別

那個時刻還是來了，我開始收東西，穿上厚厚的大衣，圍上圍巾。突然決定把背包留在原地去影印室拿剛印好的客運車票，我推開大門穿過中庭，忍不住往電腦教室的方向多瞥了幾眼。車票拿到了，我沿著剛剛走來的路徑回到電腦教室，把票收進包包裡，慢慢的，慢慢的。
那個時刻還是來了。
其實沒有預料有這麼多情緒的。



"Okay."我輕輕地說，Milo從facebook的對話框中抬起頭來，他其實很清楚，我知道他很清楚，時候到了。
我們互相祝福，用力的抱了兩下，但不敢給予任何承諾。
承諾這種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很脆弱，在彼得堡交到的任何一個朋友在此刻說再見時都有可能是永遠，我不禁慶幸沒有跟太多歐洲同學掏心掏肺的變成「朋友」，不然經過那麼多次離別我一定會變得支離破碎的。

Milo來自荷蘭，是一起上俄文課的夥伴。其實我們熟得很晚，剛開始因為教室只有兩個學生，下課不知道要聊甚麼的時候都會超級尷尬（偏偏我們又都不是ice breaker的好手）。他的俄文進步得非常快，這點從壓力變成我進步的動力（雖然我現在俄文還是講超爛）。我們有時會在公車站巧遇，然後就順其自然一起去上課，但從來也沒特別約過。我們常在中堂下課時一起去學院二樓的咖啡販賣機買一杯不加糖的卡布奇諾和正常糖的美式，盯著教室外的俄國地圖聊下一次或上次的旅行計畫，或單純回到教室裡什麼話也不說的慢慢啜飲。我之前在彩排時腳受傷，他自願來我的宿舍把上課東西全部講一遍，而我則以兩頓晚餐作為回報。我們都擁有蒐集各種十元盧布的習慣，都喜歡走過涅瓦河並觀察這個城市每天的情緒，每次說再見的時候他都會伸出食指，說"Okay, so I'll see you tomorrow(or Thursday, or next week)."，最後他甚至來看我跟俄國舞團的售票演出。我們的友情就是這樣由很多小小的生活細節堆疊起來的。也許對他來說我只是個一起上課的普通朋友，畢竟歐洲人自己都很容易互相混熟，但這些生活記憶已經對我形成太多的重量，重到這一聲再見變得困難重重。

其實很難想像，我可以跟一個並不是無話不聊的人產生這樣的感情，或者是說我們能相處的時間太短了還沒機會到達無話不聊的那個階段（對我來說，無話不聊的定義是接觸到內心深層的擔憂和恐懼，願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另一個人面前的時候）。


德國室友Christine大概是我在彼得堡唯一達到無話不聊程度的歐洲同學，跟她說再見的那個半夜其實沒有這麼多情緒，但我猜測只是因為我已經累到無法產生任何太過深刻的感受了。我們映著廚房昏黃的燈光大聊特聊，當時的精神狀態其實很難產生任何有組織性的論點，她也不斷說她要去睡了明天要趕六點的計程車去機場。但永無止境的話題一直持續著，從政治、語言、聊到教育，跟之前的每一次長談一樣意猶未盡。要不是中國室友打斷我們，那天晚上我們都勢必不用睡了。我不會忘記她總是因為天亮得太晚爬不起來，跟我一起在廚房裡打呵欠煮咖啡；我不會忘記她看我做菜，雙眼充滿好奇的樣子；我不會忘記她告訴我的：「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那是我試著找回自信的起點。半年真的太短了，但德國勢必成為我暑假旅行的必經之地。

別說要遇到能掏心掏肺的人是多麼困難，光是想遇到單純坐著不說話也很舒服的人就不知道去哪找，也許這麼多情緒只是因為真的無法確定這一次是不是永遠了。是不是該認真考慮把阿姆斯特丹列為另一個必經之地？

我想起去勝家大樓(Дом Кники)買明信片和紀念品的那天，突然真的有一種要離開彼得堡的感覺，光是盯著一張涅瓦大街的照片都可以讓我幾乎要掉淚。從小在畢業典禮我都會哭得很慘，關於離別這件事可能一輩子都學不會不要傷感。但為什麼我們都要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別哭了」？這樣的感傷其實並沒有不好，它代表了一種在乎，一種真正生活過的證明，對於一些美好逝去的不捨沒有必要被壓抑。

再下去，大概又可以花一大堆篇幅討論我們從小被壓抑的人生。雖然我自認是個叛逆的小鬼，但很多方面的解放真的是到彼得堡之後才變得勇敢的。

最後紀錄一下我的演員第三隻眼告訴我，在即將離別的當下我們都不斷做著最不重要的瑣事，明明早該停止了卻沒有要停止的樣子。



"I'll see you, later, in somewhere."我要離開教室的時候，Milo最後說。